从梁庄儿女看乡村发展问题

浅析梁鸿《出梁庄记》中叙述策略的运用

一. 引 言

自2010年起，国内权威杂志《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栏目，自此，一个新兴的文学类型映入大众眼帘。对于 “非虚构文学” 定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看到其不同于以往文学的创新价值。正如杂志副主编宁小龄先生所言：“非虚构接近文学性，比小说更真实，比报告文学更深入，比纪实文学更深刻，比新闻报道更文学化人性化。”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乡土文学与非虚构的结合也成为了流行的形式。不同的是，乡村主体不再像费孝通《乡土中国》描写的那样，以土为根，固守在土地之上，他们开始离开乡村走向城乡，一时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者”“底层人物”这样的字眼进入“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事范围之内。 

本篇文章将深入探讨非虚构文学文本——《出梁庄记》。作家梁鸿使用交叉文体的方式，揭露出在外奔波的梁庄儿女生存现状，浓缩了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悲欢离合，作为中国乡村移民城市问题的缩影徐徐道来。

由于梁鸿的梁庄三部曲这几年在持续出版，进年来的学术研究文章大多注重于文学手法的研究，而与文本探讨的宏大乡村叙事有所脱离，总体也缺乏对于事件的连续性探索。本文将以文献检索法与文本细读法为主对《出梁庄记》一书中的叙述视角，叙述时空以及叙述语态展开研究，尤其注重手法与事件本质的关联性。聚焦作家对在外打工的梁庄儿女的拜访实录以及乡村城市化发展中遇到问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人文道德、发展规划和众发声等问题在光怪陆离时光空间的交错中共存共生的发展样态得到了一一的剖析。

二．正 文

（一）叙述视角的“内”与“外”——人文道德问题

整部作品作者梁鸿通过叙事视角内外聚焦的转换，将走出梁庄奔波的人们的故事徐徐道来。更立体地呈现了梁庄人的情绪，人物及事件，从不同维度彰显着乡村亲情与友情淡漠的人文道德议题。

首先，群众外聚焦视角，即叙述者不充当作品中的任何角色，而是置身局外，采取客观态度，从旁观者的角度叙述。这一视角的使用让事件不仅复杂也充满了理性。由此，促使了读者以小见大的对于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亲情之淡漠的道德问题的客观思考。例如第一章的第一篇便有所提及。故事的主人公梁军淹死，弟弟兴哥却拒绝认尸，最终被处以“无名尸”结案。从作者出发的单一视角来看，这样严重违背道德良俗的行为着实令人震惊，不能包容。然而在后文群众的议论中，即加入外聚焦视角后，相对统一且能被理解的缘由慢慢地显现出来：“大家的看法倒是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不能吃弟弟的低保了。” 群众对于土地补偿款引发的讨论让读者从内心稀释了对兴哥的谴责，从而经济利益成为了他们共同聚焦的母题。外聚焦视角下的梁军之死，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兴哥的违伦表现，更凸显出了梁庄群体道德意识的淡漠与缺失。如此理性且全面的呈现让读者思考着道德意识淡漠的背后真相。或许是城市化进程下对于生存的最后挣扎和大时代发展浪潮下的被迫谋生使得乡土出生的人们逐渐摒弃了这些道德底线，淡漠了亲情。由此可见，群众外聚焦视角的运用，有效地消解了对于某个立场的焦点而带来的偏颇，表现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文本获得更强劲的张力。

其次，作为梁庄女儿，作者有时极其自然地姿态展开叙述，有机地形成了以感性主导的内聚焦视角，即借助某一人物的意识感知，从某一人物的视角出发，叙述其体验的世界。例如文中第八章第一篇记录的童年玩伴小柱。“在他生病最后的日子，我曾经回过梁庄，但我没有去看他……我待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没有去看他。”作者自我反省，“想起他时，只是故乡回忆中美好的风景，至于那风景中真实的人和人生，我其实是不关心的。”由此，呈现在读者们眼前的哪聚焦视角表现着作者作为一个曾经的局内人，现如今在面对早期村中同伴生死之事却显示着异常冷漠。“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梁鸿直截了当地讲述自己对同龄人打架事件的看法，以明确的批评引导读者思考和判断，突出对创作主体的强大控制力。与上文的外聚焦视角理性的陈述不同的是，读者们此时是紧跟笔者的思绪在时空中游走的，是陷入故事本身的。乡村的城市化意味着一部分孩子外出读书，但因为局限的资源和经济辅助，另一部分孩子只能外出打工。这样的分配无疑导致了后来的身份地位的悬殊，也为笔者的冷漠疏离的情绪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阶级的跨越与滞留。无疑，这里的内聚焦视角也让大众在为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友情淡漠感到惋惜之余，有所理解和释怀。 

梁鸿曾说道: “你不只是个思考者，你还应该是他们，试图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世界，然后反观自我。不仅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疼痛和黑暗，还要准确把握这些疼痛和黑暗的点在哪里。”就这样，在这本书里事实的阐述与作者的思绪以理性与感性的形式相互编织着。内外聚焦视角将所有身份本不相同的忙于生计的梁庄儿女们重又团聚在了同一高度上，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并剖析着乡村城市化以及乡村人们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亲情友情淡漠的人文道德问题。

（二）叙述时空的“变”与“不变”——发展规划问题

作为一部记录梁庄村庄的非虚构文学，时间与空间的转换，现实和回忆的交错是作者最常用的事件引入方式。以此也让读者从历史与地理的洪流里更加了解事件发生的语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展现着富有层次的叙述时空。

首先，书中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的对比频繁出现，时间在推移，一些地区的发展建设也在推进，而不曾改变的是乡村的主街道，以此显示了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不平等的发展现状，尤其突出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文中写到吴镇时，作者叙述道：“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路两边，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短短几米直径外的建设早以高高挂起，而紧紧环绕着的内部却是不变的一派原始景象。两个接壤的空间在工业化发展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建筑还是总体观感，大概凸显的都是被包围乡村的不变的颓败和落后。再例如三轮车夫梁万国、梁万立两兄弟居住在西安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屋军事拆迁房，被临时改建然后低价出租，居住环境较差，生活环境也十分恶劣，却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这种临时搭建的房屋成为了他们居住的场所。城中村作为影响城市市容的存在，又必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取缔，这也意味着打工者们有随时面临着失去住所的可能。这样一番番景象似乎也在暗示着读者，中国乡村发展前景并非一派乐观，乡村阶级权力的滥用和社区的不合理安排客观存在，折射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建设分配问题尚显不成熟，区域间即存在待修补的漏洞。

其次，作者在书中展现了对于同一个空间不同时间下的描述，变的是周围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变的是基层群众的观念和思想，以此影射了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工业发展匆忙之下群众精神和物质发展的不平衡。三十年前记忆中的梁庄总是以“希腊小庙”的形式出现在作者的笔下，是儿时求学的宝地，空中盘旋的是动人的河鸟，路边的是各色的野花。尽显的是乡村原始的自然美。而转向现实时，梁鸿是这样叙述的：“这宽敞的高速公路横贯于原野之中；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不同时间的同一小镇的基础设施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不变的是小镇上的人们。乡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早已被匆匆提上日程，而人们的思想水平及综合素质大程度上的滞后。由此，计量的现代化和丧失的实质性的差距不言而喻。“即使一个中小型的县城，我们也可以看到超型广场和各式各样的园区，标准的现代“景观”。”“遇屋砸屋、逢桥拆桥，遇墓挖墓，即使是百年建筑、刚盖不到十年的小区或大楼，都必须清除。”这样两句文字向读者揭示着乡村进程中的匆忙和赤裸裸的牺牲。那些象征生命，象征过去文化的建筑物终究也没有躲过此刻所谓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无疑让读者们开始质疑着不同时间发展的必要性，也引发着读者们对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同一时间段的物质生活和智识思想上发展差距的思考。

城市的扩建正在挤压着乡村的生存与范围，不合理的规划也使得乡村在向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传统与特色；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大多数乡村人物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耕地废弃、房屋闲置的现象成为常态，乡村生活空间极度恶化，部分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处处遭遇挤压。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在全书交错且有序，最终有机揭露出了时空上完整意义的梁庄——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上的典型缩影及转型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乡村发展规划的疏漏问题跃然纸上。

（二）叙述语态的“主观”与“客观”——群众发声问题

作家阎连科在评价梁庄系列文本时说道：“在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正如其所说，这部作品的叙述语态也十分丰富。

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方式，作者如实记录着梁庄人们的口述史，最终汇成一部优秀的纪实文本，而这样的口口相传也正是所有非虚构文学的重要基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曾经同住梁庄的梁庄儿女们为个例去客观呈现中国乡村城市化发展问题满目疮痍的现状，例如社区建设，资本分布以及教育普及等问题。对那些在城市谋生的个体进行调研和采访，带有一种极致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生命关怀。书中近一半都是这些在城市被迫消声的群体的话语，作者平实地转述着娟子和儿子在城市工厂打工的日常，梁静在深圳的毕业规划，梁磊夫妻和孩子在城市的生活状态等。而作者所做的只是记录他们所说的内容，也记录他们的生活背景，衣着、相貌、举止，和说话人自己都不察觉的神情。就像是一个专业的人类学学者参与其中而又抽离自身的客观话语，这种倾听者的方式使读者视野中的梁庄人变得更为真实且透明，将那些离散于主流文化的故事与底层群众的心酸得以有机会呈现在纸上来被更多人看到，以作者客观之口得到群众声音的重现。

其次，作为一位专业学者，作者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思想论辩能力，例如文中杂文式的社会评论的出现，为单一的纪实文本增添了几分色彩。例如，“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和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关注并且记录着这些不被发展的主流文化所注意的社会暗角，这是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村落自发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涌现的是愤怒的意识形态，对于乡村发展现状的担忧和无奈，阶级情绪而引发的想作为。文中还写到，“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这是作者对于一位年轻陌生人隐晦的主观号召。那时那刻，作为从乡村走出的作者，眼前所见的陌生人蕴含了太多，或许是一种说不透的茫然和心疼，又或是一种对于边缘化群体的力不从心。借助这样文艺性的社会时事利器，作者再次主观地揭露了乡村发展的有限步伐，底层群众那些在社会上本没有不被倾诉与发声的情绪也在此得到尽情的抒发。

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曾提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梁鸿在这部作品中，基于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到了梁庄生活，获得基本信息后又以文人的姿态发出杂文方式的号召与感染，无论是底层个体鲜有人知的事件的叙述还是被埋没的情绪和节奏都层层递进，得以重获宣泄的声音。

三．结 论

《圣经》中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一个神圣的应许之地，那里没有贫穷，那里流淌着奶与蜜。正如我们在作者笔下所能看到的，对于梁庄的儿女们来说，这其中并无“摩西”，亦无残暴的逼迫。实质上这股潮流是由时代转型所赐，大家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寻找之路途，而他们对前途、对“奶与蜜”的希冀与盼望，大多落入了茫然的无奈与痛心的承受之中。

整部作品以极富层次感的叙述展开，本文从内外聚焦的叙述视角，时间和空间中变与不变的叙事结构和杂文体与纪实文本的叙事语态分别做出了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书本反应的社会现实问题——乡村城市化道路上人文道德，发展规划和群众声音的不足。原意纪实的文本经过文学手法解构的研究似乎与作者的写作意图背道而驰，重又为平易近人的记录变得神秘疏远，但这样的分析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指引着读着走向新思路的思考。《出梁庄记》所归类的“梁庄三部曲”中，作者梁鸿对梁庄以及村民的现象推及到更广的中国农村，似有将“乡村叙事”上升为“中国叙事”的嫌疑，或是在“焦虑叙事”的驱使下，偏爱取材于落后贫困的乡村以及较边缘的社会群体，从而营造出一种深刻和悲剧。换言之，梁庄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农村吗？梁庄的叙事与中国的叙事真的可以画上等号吗？

我认为《出梁庄记》是一种尽力的记录，一种关于时代与“出梁庄者”的记录，但它无法提供解决的答案，因为这已超出了作者的所能，也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能。而声音的发出却是努力的证明，或许这只是铁屋子中的喊叫，徒然令聆听者悲痛，仍无计可施，但安知其不会引起某种力量的汇集，渐次改变这沉重痛楚的现状，这乡村城市化进程上的困难又将由谁来解决？在中国的当代乡村，有无数个梁庄和梁庄的故事，它们不仅仅是大地上老旧的地标，也是我们共同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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