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旗袍，一缕乡愁

论《台北人》中作为文化符号意象的“旗袍”对小说核心主题的深化

白先勇先生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谈到，“观衣观人，衣服就代表了她的身份、个性、气质，她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 服饰在文学作品里往往作为某种非语言的符号象征。在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服饰作为象征，反映了“在台北的外省人”魂牵梦绕的乡愁文化。在上世纪战火纷飞下，许多大陆人离开故土来到台北，在无依无靠的新社会中难以融入，在异地文化的冲击下在自我身份和文化上产生了“认同危机”，一湾海峡不能阻挡他们对家乡和故土思念，因此乡愁文化萦绕在许多“台北人”的内心。而旗袍，在作者的笔下成了他们共同的符号载体。本文将探究作者是如何运用白描，象征和对比的文学手法，来塑造“旗袍”这一意象，一步步引起读者的情绪起伏，从而更好的深化小说主题之一——今昔之比。

首先，对于旗袍的白描，增强了读者对于书中人物的可信度、亲近感，符合白先勇的“人物真实”的创作理念，从而提升读者对于文章的共情力。在《岁除》中，白老对于刘太太的衣着描写道“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作者用缎面这种较厚的正面平滑有光泽的丝织品彰显着女性的细腻特质。而“紫团花”的图案相比于书中描写的其他旗袍款式，则是一种更为日常化的低调图案。再加上与旗袍有所背离的“胸前的蓝布裙”，刘营长太太的贤惠的主妇形象便跃然纸上。在除夕这天，刘太太套着迎新年准备的新衣，又穿着操持家务的典型装束，这一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身边的普通妇女，从而使读者倍感亲切。即使在台北的除夕，也要过热闹的大陆传统除夕节，也不厌其烦地在围裙内套着一袭旗袍。在异地，除夕永驻，旗袍常伴。

其次，作者在使读者能够产生共情力的铺垫下，在旗袍意象之上又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描绘出上海风华的往日辉煌与没落。在《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刻画到“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无论是平日里的蝉翼纱素白旗袍，还是特意打扮的织锦旗袍，尹雪艳总也离不开旗袍，她的美似乎已经与旗袍的美融为一体，给人一种素净淡雅的感觉。她的服饰与装扮，就是上海风华的代表。尹雪艳就是旗袍的象征，也是上海的象征。而旗袍精美的材料、做工、配饰等，都彰显了上海服饰文化的精致与风雅。穿在尹雪艳身上，变成了总也不老的永恒的上海风华。而与之相对的，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似乎能读到这种风华的消失。在舞厅的最后一夜，“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过了今夜，金大班将不再以舞女身份穿着黑纱金丝旗袍出现；过了今夜，她也将放弃自己曾经理想主义的对于爱情的追求，转而屈服于现实的压迫。这里的旗袍则更倾向于象征着精神方面。一种深深的被迫和无奈浅浅地流露了出来。黑色旗袍或许是对于过去的祭奠，象征着一种旧时上海执着追求的风华的消失。白老运用篇章中旗袍的几处象征，诠释着他对于风华去留的暗示。一永生，一消亡，亦留存，亦淹没。

再次，白先勇在运用象征的同时，对于旗袍的细致刻画使人物的纵向对比变得格外清晰。此处的纵向对比即指向今昔对比，是贯穿《台北人》始终的行文线索。撷取《一把青》中旗袍参与的文段，当郭轸离家参战时：“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 而到了台北：“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通过描写朱青身着风格迥异的旗袍，将一个原本单纯痴情的读书少女遭遇过“哀莫大于心死”的重创后遁入风流媚俗的身世过程勾勒得分外清晰。“过去的旗袍”是纯洁灵活的青春；而“现在的旗袍”是遭受时间污染不振的麻痹。再看《游园惊梦》中的描写，“台北不兴长旗袍喽。在座的，个个的旗袍下摆都缩得差不多到膝盖上去了，露出大半截腿子来。在南京那时，哪个夫人的旗袍不是长得快要拖到脚面上来了？” 从钱夫人上台唱戏前的心理活动可以品味出暗暗的嘲讽和浅浅的忧伤。钱夫人的墨绿杭绸长旗袍与其他夫人的最新对台北版旗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字里行间我们能感知，钱夫人对大陆的传统旗袍文化怀有深切的留恋与崇敬之情，而面对台湾缩得膝盖以上的短旗袍的风尚，钱夫人是不愿接受这份庸俗的。以小见大来看，即是今与昔的强烈的文化观念冲突：“过去”是典雅派的，旧上海的风华是辉煌灿烂的；而“现在”是失去灵性的、疲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 “没舍得穿” “从箱底拿出来”可以看出钱夫人已经很久没有出席过这样的活动了，再次翻出这套衣服仿佛像是要回到过去日子，去一个和在大陆一样作为钱夫人，将军夫人这个身份出席的地方，把这个来了台湾以后不曾时常提及的身份从箱底又翻了出来。从变化的旗袍看朱青的身世之变，钱夫人的身份之变，感受它们所象征的不同的今昔，强调的一致的乡愁。

“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离不开服饰。服饰与文学一样，都是人们心灵、思想乃至整个存在的表征。”《台北人》中的旗袍符号不仅为白先勇“人物先行”的创作理念服务，丰满人物形象，还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为今昔之比的主题服务，作为忆往昔寄思念的可触载体。白先勇似乎也在写作过程中，在自己变化无常的人生漂泊中找到了恒定。正让我回忆起余秋雨先生的《世纪性的文化乡愁》里谈到，“他要寻找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那儿有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刘瑜. 中国旗袍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 黄强. 民国旗袍[J]. 书摘，20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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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啸. 两岸洋溢旗袍风——谈张爱玲和白先勇小说中的旗袍[J]. 大众文艺，2012, 5.

[5] 于迪. 论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服饰书写[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6, 26.